實木傢俱

　　我從新疆來
　　“現在很多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開蓋頭來認識我，而是給我蓋上蓋頭，貼上標簽，寫上‘新疆人’三個字，而標簽背後，我是誰、做什麼似乎不重要了”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高海博|北京報道
　　古麗巴努依然記得幼兒園中班時自己被當作“例子”的場景。
　　她站在講臺上，獨自面對著臺下的同學，然後聽到老師說：“這就是維吾爾族小姑娘。”
　　對於她的小伙伴們來說，這是一堂直觀認識少數民族的課程。而古麗巴努知道了自己民族身份的不同。
　　“我就是在差異中長大的，要在差異中找到位置。”如今，一口京腔的古麗巴努略帶輕鬆地對《瞭望東方周刊》說起自己的童年。
　　烏魯木齊至北京的T178次特快列車全程41個小時。假如放在百度地圖上測量，兩個城市之間的公路距離是3179公里。
　　對於絕大多數走過這段長途的新疆人來說，跨越這段距離並不像乘坐火車那般輕鬆。
　　古麗巴努是《我從新疆來》這本書的編輯。100個不同民族的人從新疆出發，抵達內地，然後短暫地匯聚在這本圖文書籍里，再繼續出發、生活，過著和每一個中國人一樣卻又有所差異的生活。
　　這本書的作者、攝影師庫爾班江·賽買提也經歷了出疆學習、維漢矛盾甚至跨民族愛戀，“原來在他們眼裡，我們是這樣，但我們不是的。”
　　庫爾班江拿起相機，開始用鏡頭記錄新疆人的故事。
　　這本受到全國政協和自治區領導關註、支持的故事集和影像集，希望告訴新疆之外的人們，新疆人“與北京人、山東人沒有什麼兩樣”。
　　在對《瞭望東方周刊》講述的時候，“我從新疆來”的人們都想說明，能歌善舞、羊肉串、葡萄乾……不應該是他們的標簽。
　　“我想讓更多人看到真實的新疆人是什麼樣，真實的新疆人在做什麼。”庫爾班江說。
　　出新疆記
　　1983年，古麗巴努的父母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個國家單位。
　　聚焦生活於內地的新疆人，古麗巴努在編輯《我從新疆來》時找到了許多兒時記憶，包括小學時經常在艾尼瓦爾的餐廳吃飯。
　　“我來北京的時間比在新疆都長。”艾尼瓦爾·買買提也是在1983年從新疆到北京的，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到北京那年自己只有21歲。
　　那幾乎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抵達北京的新疆生意人。
　　“咱們國家剛改革開放沒多久，我就在烏魯木齊南門市場開了家餐廳。那時從北京來的一個考察隊覺得烏魯木齊的巴扎非常有氣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這樣的風情，他們和烏魯木齊的有關部門溝通，選了包括我在內的十幾個生意人到北京馬甸的農貿市場做新疆生意。”同在那時來京的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回憶。
　　艾尼瓦爾當時在烏魯木齊火車站附近開餐廳。烏市工商局的朋友問他想不想去北京，可以安排住處和開餐廳的地方，“我來就是為了做生意，能過上好日子。”
　　在此之前，艾尼瓦爾和朋友曾去過河南鄭州，帶著烤肉用的架子和工具。那時內地人還不太知道什麼是烤羊肉串，圍觀的多，買的少。他請大家試吃，效果雖然不錯，但肯花3角錢買一串的人還是不多。沒過多久，他就回到了新疆。
　　這一次艾尼瓦爾決定要到北京“試一試”。
　　三天三夜，火車票價61元。艾尼瓦爾對於數字的記憶清晰又敏銳，這些數字演變成艾尼瓦爾命運的關鍵印記與註腳。
　　“老婆是坐票，我站了一路，在北京的第一頓飯是火車上遇到的新疆老鄉請我們吃的。”結果，艾尼瓦爾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騙子。
　　“那時北京已經有地鐵了，帶路的人帶我們坐地鐵，車票一角錢一張。到了地方，房東還沒出來，那個帶路的人趁我不註意，直接從我兜里拿了30元扭頭就跑了。”房東要去追帶路人，被艾尼瓦爾制止，“算了，我們人到了就行了。”
　　他們抵達北京時，大約都在夏天。艾力克先賣了一段新疆瓜果。冬天水果來源中斷，他就賣起了烤肉，“沒想到這非常受北京人的歡迎”。
　　新疆羊肉串——其實按照新疆當地的習慣叫做“烤肉”，就這樣開始在內地風靡。
　　到1986年，有兩位演員——朱時茂和陳佩斯在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的小品中，向全國觀眾演繹了“舌頭打捲”的“大鬍子”形象。
　　用庫爾班江的話說，“從陳佩斯老師賣烤肉開始，‘賣烤肉的’成了貼在新疆人身上時間最長的標簽。”
　　就連古麗巴努的父親走在路上，有時也被人說成是“賣羊肉串的”。他脾氣又急，就會發生些爭執。
　　用兜里剩下的38元錢開始做生意，艾尼瓦爾曾經羞於談及自己的生計。有一次，他去賽福鼎·艾則孜家做客，老人問起職業，他有些忸怩地回答了。
　　這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自治區原主席、解放軍中將告訴他，“任何職業都值得尊重”。
　　地下室走來的博士
　　艾尼瓦爾是因為“新疆村”形成後認識賽福鼎·艾則孜的。
　　所謂“新疆村”，就是位於老北京城西北部的北沙溝。它位於新疆辦事處和中央民族大學之間。1983年出現了第一家維吾爾族餛飩館，至1987年達到15家新疆餐館，1992年被命名為“新疆村”時，已有餐館30家以上。
　　與“新疆村”並稱的是附近魏公村的“新疆街”。這條緊鄰中央民族大學北牆的街道，1983年出現第一家維吾爾族餐館，90年代中期發展到十幾家。
　　根據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聖敏的調查，兩個新疆風味餐廳聚集地的老闆大多來自烏魯木齊、喀什和伊寧。他們在新疆時經濟一般比較困難，大多做過兩種以上職業。
　　先是打工、販賣水果、賣烤肉……一般在5年左右，完成積累，或者借貸開起餐館。德高望重的一位會成為“村長”，協調競爭以及與街道、政府的關係。
　　不過，等到2011年艾合買提江·阿布都熱合曼打算開一家新疆餐廳並因此認識庫爾班江時，他已將地點選擇在了北京的五道口。此前在1999年，因道路改造，北沙溝的新疆餐館大多拆遷消失。
　　艾尼瓦爾於2004年買下了東四六條的四合院，根據老家庫車房子的模樣改建成了餐廳：從外面看像是一座小型清真寺，綠色的裝修帶著濃郁的新疆風情。
　　這是一家“在北京的新疆人幾乎沒人不知道”的餐廳。艾尼瓦爾也在這裡認識了庫爾班江，說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人，願意結交朋友”。
　　艾力克本來的打算是“攢夠了錢，回烏魯木齊開個餐廳，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但1996年，他的第三個孩子出生，“那之後我們家的命運就變了。兒子得了腦癱，每天1000多塊錢的治療費用，堅持了4年。”
　　雖然醫生認為無法治好，但他覺得總有一天會有辦法。於是一家人在北京一直賣烤肉，“每次攢的錢先給兒子治病。我現在在蘇州橋附近賣烤肉，生意還行，就是有時候還得躲城管。”
　　艾合買提江的故事是這樣的：他在1999年考入在山東東營的中國石油大學，用了10年時間終於博士畢業，到北京找工作。
　　“掰掰指頭算一下，離開家鄉都15年了。離開阿克蘇到大學的第一天就好像昨天的事兒。”對於這個關鍵的日子，他的回憶是，“按理說那天應該很興奮，但我從輔導員的表格上看到自己的入學成績居然是倒數第三，心理落差非常大。軍訓之後的分班考試又是一次打擊，突然覺得在老家數一數二的成績就是個笑話。”
　　艾合買提江從德國留學歸來後拿到了博士學位。曾有一家應聘單位，筆試面試都非常順利，臨簽合同時，單位領導找他談話，說沒有清真餐廳，也沒有聘用維吾爾族員工的先例，怕給工作帶來不便。
　　艾合買提江沒再堅持。後來他在五道口的這家餐廳里，也聽到了多個類似的故事。
　　艾合買提江把這些波折看做生活對自己的試探，“只要堅持住，過去了就會看到更多前景。”他現在已是中國石化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海外ADDAX研究所副主任，“幾乎每天都在努力。”
　　他還記得第二次搬家——正是2009年博士畢業後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從牡丹園的地下室搬到北京語言大學的教師樓上，門牌號是一個吉利的數字“808”。
　　標簽背後
　　至於在地下室的日子，那時“我愛人還在老家的學校當老師，我剛上班那會兒她來北京過暑假，我們就一起琢磨節約開支。下班之後先遛彎兒，等賣菜的快收攤時再去買菜，便宜嘛！”艾合買提江回憶說。
　　從教師樓那間房子的窗戶向外看，就是五道口地鐵站。艾合買提江終於有了“落定”的感覺。他用抹布一點點地把地板擦乾凈，將生活用品採辦齊全，然後給在新疆的老婆打電話：“來北京吧，這裡都收拾好了。”
　　艾合買提江的朋友圈最近分享了一段視頻，內容是新東方的維吾爾族教師努爾艾力·阿不利孜在《超級演說家》上的形象。
　　艾力說：“現在有些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開蓋頭來認識我，而是給我蓋上蓋頭，貼上標簽，寫上‘新疆人’三個字，而標簽背後，我是誰、做什麼似乎不重要了。”
　　艾合買提江瞭解在北京的新疆籍學生吃不上家鄉菜的苦惱。於是，他借錢、從新疆請來廚師，開了一家名叫“大漠駝鈴”的餐廳，“不賠不賺，唯一頭疼的就是廚師總是留不住。都是從新疆帶過來的年輕廚師，但他們對待工作並不認真，有時候剛發了一個月工資可能沒兩天就花光，有時候不打招呼就跑了。”
　　艾合買提江說，自己也挺為他們著急，經常開導他們，“但攔不住，大部分還是和他們的家庭環境有關。”
　　籌備開餐廳的時候，艾合買提江在網上找新疆的風景照片，看中的一張正是庫爾班江拍攝的。
　　如今這照片還掛在艾合買提江的餐廳里，“他也沒要錢，說本來就是給人看的，要什麼錢。”艾合買提江說。
　　他評價庫爾班江所做的事情非常“正能量”，“新疆優秀的人很多，並不是不瞭解的人所想象的那樣。”
　　在到內地之前，庫爾班江覺得，“在新疆那二十多年，沒人能讓我看到我自己，有點兒像井底之蛙。但從新疆出來後，我接觸到的是更廣闊的社會和世界，也被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撞了一遍，邊撞邊學，邊學邊成長，每一天都有思維上的碰撞。”
　　他說，如果沒有那些酸甜苦辣，沒有那些“無私幫助我愛我的人們，我今天站不到這個位置，乾不出所有成績，做不了今天這個庫爾班江·賽買提”。
　　在新疆的某一段時光，庫爾班江沉迷於賭博，3個月輸掉了將近50萬元。身邊的漢族朋友力勸，但庫爾班江仍然難以自持。
　　好在這時，庫爾班江的乾爹乾媽來到新疆拍紀錄片，需要助理，曾學過攝影的庫爾班江與父親商量之後決定去跟著拍紀錄片。
　　那是一個叫《森林之歌》的紀錄片。那時他的脾氣“還沒收斂，看見不順眼的還是愛嘲諷，而且慣性地耍脾氣，拍攝的時候根本就是搗亂，也就是乾爹乾娘讓著我”。
　　被同事批評後，2005年10月28日，他爬到拍攝根據地的賓館樓頂，想跳樓自殺，“我還買了包煙，那是第一次抽煙，冒了幾口，然後往下看，腦補了一些畫面：從十層掉下去臉朝上還是朝下？地上的釘子會不會扎進我臉上然後死得不好看？如果摔成終身殘廢然後臉還花了……想著想著就怕了，就想一定要好好活著，活出精彩，出人頭地，改掉自己的問題。”
　　後來，他決定去讀書，在中國傳媒大學進修，開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年輕人的改變
　　一位叫畢根輝的遠程教育學院院長，幫庫爾班江安排了沒有學位的旁聽生資格，還安排他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現在想想，那是一個老師的決定可以影響學生一輩子的時代，他的決定是對我的信任，也讓我對這個學校有了信任。在一個開放的學府，學籍沒有成為我的障礙。”
　　除了室友“好哥們兒”，庫爾班江記得那裡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老師，“他們的課我都追著聽好幾遍，有的老師都‘煩’我了，因為他們要說的每一句話和案例還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門兒清。其實是因為我漢語基礎不好，必須一遍一遍聽才能懂。我現在還留著當時的筆記，一共七八本，漢字、拼音、維吾爾語三合一。”
　　如今回憶起數年前的決定，他說：“我剛來北京的時候還很極端，容不得任何人說維吾爾族、說新疆的不好，也因此對自己的言行舉止都極度嚴苛。”
　　可，“北京是個競爭多大的城市呢，能幹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紀錄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別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擊過，比如架上機器完全不知道該拍什麼，當時導演就說‘你不適合拍紀錄片’。”。
　　是他的師父、“央視紀錄片最牛的攝像”王路一句“特別霸道的話”救了他。
　　他說：“我說你是個好攝像，你就是個好攝像！”
　　雖然至今庫爾班江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個好攝像，“但現在可以讓導演滿意了”。
　　庫爾班江所做的這個事情——講述100個“我從新疆來”的故事，雖然是2014年3月昆明事件引發的，但是對於他所描述的這100個人、包括他自己來說，“7·5”事件也是一個避不開的時間點。
　　肖合來提·艾尼還記得“7·5”前網絡上的詭異氣氛：總會出現一些類似“是維吾爾族人就轉”的口號性文字，“氣氛很不對”。
　　他那時還在烏魯木齊讀大學，正著迷魔術，剛剛學會了幾個撲克牌的手法。夜晚臨近，年輕魔術師見證的並非“奇跡”，而是一場暴亂。
　　肖合來提·艾尼的家附近就發生了許多暴力事件，他紅著眼眶回憶：“那天太慘了。”
　　“你有什麼資格去傷害別人的生命！”5年後，在北京的一間咖啡廳里，他說起“7·5”仍然不斷嘆氣，說完這段話，低下頭咬著自己的指甲。
　　庫爾班江當時正在蘭州拍攝。看到新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淚卻不知不覺流了下來。
　　現在對於這件事， 艾尼瓦爾不願多提。他指著在不遠處正忙著的服務員說，“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們平安。”所有的服務員都是艾尼瓦爾從老家帶過來的，他叫他們“孩子”。
　　至於艾合買提江，他連續用了兩次“影響非常大”——從那時起，很多事變得麻煩。
　　“都說我們新疆人厲害，其實不是的。北京生活並不是想的這麼簡單，沒必要起衝突。”艾合買提江看著他身邊的小女兒，喂她吃饢炒烤肉，輕輕地吻了她一下。
　　女兒的名字叫穆菲達，維吾爾語的意思是“對社會有益的人”。
　　穆菲達先是在新疆獃了一段時間，學維吾爾語。“漢語還是要慢慢來。”他正在考慮給孩子改名字，“讓她姓穆，叫菲達。”
　　研究生期間出國需要辦理護照，但是護照的名字一欄只能填7個字。艾合買提江不得不把他的姓——阿布都熱合曼——拿掉，為此還被父親和同鄉責怪。他不想再讓孩子重覆自己的經歷。
　　改名字的事情他現在還拿不定主意。
　　由於本身是民考漢的學生，他對新疆的雙語教學政策非常贊同，但具體效果還沒有想象的好：店里新來的服務員，高中畢業，自己的漢語名字都不會說，更別說基本的漢語交流。
　　“誤會實在太大了”
　　10年前，肖合來提來過一次北京。那時他還是初中生，隨母親參加同學聚會，一併旅游。
　　10年後，他來北京，更像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戀愛失敗，魔術事業在新疆也遇到瓶頸。“這次來北京完全是來工作奮鬥。”
　　肖合來提·艾尼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他和哥哥兩人都是“民考漢”，“在家對話基本用維吾爾語，說快了漢語也出來了。”他的漢語並沒有多少“新疆味”，幾個月的北京生活甚至讓他帶了點京腔。
　　“我今年3月底到的北京。”那段時間他沒有工作。
　　3月3日，庫爾班江開始聯繫在北京的新疆人，“原本是想拍紀錄片的，但是還沒有那麼多錢，我想不能再等了，先做再說。”
　　很快，各大門戶網站出現了他拍攝的圖片故事《我從新疆來》。他說，之所以著急推出，是網絡上對新疆人的“誤會實在是太大了。”
　　然後，很多朋友會向他推薦在內地的新疆人。有一個被介紹者就是肖合來提。他叫庫爾班江“大哥哥”，庫爾班江則對肖合來提的職業很感興趣。
　　庫爾班江覺得，在這一連串事件中，“7·5”是產生誤解的導火索。“曾經有過的信任、對新疆的喜歡，忽然之間好像就沒有了。”
　　艾合買提江則說，偶爾他還會感到內心不平衡、發些牢騷。“只要自己專業扎實，有持續學習、不輕言放棄的精神，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所有外來人口都會遇到的問題
　　暑假，艾合買提江的妻子在北京獃了一段時間，一家人團聚。但他覺得，“把家庭從新疆帶到內地的情況還是非常少見的，一般人不會有這樣的勇氣。”
　　“所有外來人口會遇到的問題，我們都會遇到。”他的結論是——在內地居住、就業的新疆籍少數民族，大部分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並且有一定責任心，對社會和個人有責任感。
　　可是對於這些在內地的新疆人來說，在家鄉也有壓力。
　　肖合來提的事業——魔術，就在新疆有爭議。有人說這是巫師的事情。
　　肖合來提解釋，《古蘭經》里反對魔術，是巫師、捉鬼人的魔術，“我們的魔術是個技巧性的東西，是能給觀眾愉悅的。”
　　庫爾班江也感受過傳統帶來的壓力。
　　他曾帶漢族女友回和田老家，父母並沒有反對。而母親在向同鄉介紹他女朋友時，被咒罵。
　　在《我從新疆來》這本書里，有很多畢業生不願回到新疆，“還是太單調了，工作機會少，再就是鐵飯碗。”
　　有位主人公感慨：“在內地特別幸福，如果我選擇留在新疆，不知道還會不會這麼幸福。”
　　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如今已經61歲。4個孩子，老大老二在新疆，老三老四在北京，“我希望孩子們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老四在北京上學，“家裡我們都和他說維吾爾語，但他現在開始有點排斥，只說漢語。”
　　2013年他帶著孩子回新疆，老四問：“爸爸我們什麼時候回老家？”
　　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說，新疆就是你的老家，沒想到孩子說：“北京才是我的老家，我想回家。”
　　在北京過了30年，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很感謝幫助過他的人。“我住的地方的居委會知道我的情況，一直在幫我負擔房租，十幾年了，還是好人多。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兒子早日康復，除此之外，也希望我的孩子們能記住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傳統。”
　　(感謝《我從新疆來》對本文的幫助)
　　新疆人在積極改變自己的標簽
　　——專訪《我從新疆來》作者庫爾班江·賽買提
　　《我從新疆來》雖然講的是新疆人的經歷，但說的是中國人的故事，
　　不管在哪兒長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高海博/北京報道
　　從2014年3月開始，庫爾班江·賽買提帶著相機和錄音筆，行走於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深圳等近20個城市和地區，聯絡溝通採訪了近500人，收集了100多組人物故事，包括20萬字錄音資料、15萬字主人公撰寫的文字，最終匯聚成了這本《我從新疆來》。
　　其中很多人是在看到網絡上熱傳的30組《我從新疆來》圖片故事後，主動和他聯繫的，希望能講述自己的故事。
　　庫爾班江說：“這些故事在主人公娓娓道來中散髮的力量讓我全身心都為之震撼，幾乎每個人都有和我相通的經歷和心得。我在記錄他們，同時也是在記錄我自己。他們的大愛不僅讓我對這個專題更加有信心，更促使我不斷前行，去挖掘這個專題中更加深厚的正能量。”
　　他希望，《我從新疆來》可以給人們一個答案，給大家一個對新疆人認識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如何對待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溝通。”
　　內地代表更多機會
　　《瞭望東方周刊》：在你看來，從新疆走出的人群有哪些共性？
　　庫爾班江：《我從新疆來》中的人物加上我總共101位，包括世界500強老總、國家火箭研究院的工程師、阿裡巴巴高管、移民上海的維吾爾族第五代、到內地的新疆打工者。
　　這些人物以口述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我負責記錄整理。選擇人物沒有標準。如果非要選一個標準，就是真實。我總共採訪了500多人，最後挑選這100位就是能夠感覺到他們的真實。
　　這100人從新疆出來有100個理由，經商、求學、工作的都有。他們就像是從中國其他地方到北京、上海、廣州的人一樣。
　　《瞭望東方周刊》：對於新疆人來說，到內地到底代表了什麼？
　　庫爾班江：更多的是挑戰，同時也代表了更多的學習機會、發展機會和平臺。
　　《瞭望東方周刊》：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語言？
　　庫爾班江：語言是一個問題。以我來講，從博州師範的漢語專業畢業之後，漢語還說不利落，很多話都需要用維吾爾語先在心裡想一遍再說，但當時在和田已經算是說得好的。大多數從新疆出來的人，漢語都有一定基礎，不是完全不會說，就是說得好不好的問題。
　　新疆，位於中國的最西部，一個占中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的神奇土地，擁有2000萬14個不同民族的人民，他們以各自的文化傳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融合併孕育出了一種獨特的新疆精神和民族文化。
　　這是中國少有的仍然保持著原始的地理和人文風貌的土地，但對於大多數內地人來說，新疆仍然是一個神秘而陌生的話題，媒體上充斥的大多是新疆的沙漠和貧困、瓜果和歌舞。人們對新疆知之甚少，特別是近年來少數極端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新聞報道的措辭不當使得負面新聞錯誤地被冠以新疆的名號，使得普通大眾多少有點談疆色變。
　　新疆人來到內地，便被動地開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在這裡，從外貌到語言，從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有時候感到一些困擾。而這更多是由於內地對新疆認知的缺乏。
　　即使在“7·5”事件之前，內地人對新疆人的總體印象是以開餐廳、賣烤肉等做小生意為主。做我們這樣工作的，更多會被問的是，哪家新疆餐廳正宗好吃。
　　再說到挑戰，首先是生活習慣。新疆來的穆斯林朋友這種情況遇到比較多，因為大家對“清真”都不太瞭解，還有清真餐廳相對要少，對伊斯蘭的瞭解是空白的；第二，有些被異化，一旦有新聞冠上新疆恐怖什麼的，在內地的新疆人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語言，這個壓力相對較小，可以學。但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很難被理解。比如說新疆的少數民族姓名中間有個點，在新疆這樣的情況很多，所以大家都會操作，但在內地很少遇見，有時辦理業務時會遇到麻煩。
　　都是普通的中國公民
　　《瞭望東方周刊》：能總結一下新疆人是什麼樣的嗎？
　　庫爾班江：新疆人與北京人、山東人沒有什麼兩樣，拿掉地域與民族，都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
　　從新疆到內地，大家的目的都是類似的，無論學習或者賺錢，都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也為了有一天能落葉歸根，告老還鄉，和他人無異。
　　中國的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背景特征，新疆人和所有人一樣都在努力適應。我想，很多障礙和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會越來越簡單、容易。
　　在內地，年紀大的新疆人，對國家的認同非常強，並且非常認可。他們說，任何苦也好、難也罷，過去了，生活還要繼續。他們的自豪感很強，都覺得自己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和穩定作了貢獻，覺得自己內地的生活“很值”。
　　這本書里有幾位是已經回到新疆的朋友，也有打算回去的。其實大多數人絕對可以在內地長久生活下去，回去的原因也基本和大家沒有區別，有的想落葉歸根，有的是想回去和家人一起生活，沒有特殊的原因。
　　要想把家庭從新疆帶到內地，確實有些困難，有調工作困難的，有找工作困難的。這100個人里有把家屬帶過來的，也有在內地工作生活期間遇到另一半成家的。另一半有從新疆來的，也有當地人。
　　人是社會的產物，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受到制約，但更多的是在促進發展。發展中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少數人極端反擊，多數人包容應對。有這樣一批人，在新疆這個符號被異化的社會發展環境中，他們沒有選擇逃避或極端，而是通過個人的努力和奮鬥，繼續熱愛生活，堅守著自己的專業和崗位，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有的更成為了佼佼者。
　　但無論離開新疆多少年，新疆都是他們無法割捨的元素，新疆在他們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給了他們鮮明的性格，給了他們獨特的經歷，更給了他們非同尋常的選擇。每一個新疆人都是新疆這幅畫面上的一抹顏色，即使離開新疆，他們都對家鄉有著割不斷抹不掉的牽掛。
　　沒有別人只有我們自己
　　《瞭望東方周刊》：《我從新疆來》出來之後，達到你所希望的影響了嗎？
　　庫爾班江：很多人都說，“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壞人”。
　　從《我從新疆來》的出版也可以看到在慢慢變好，高層領導也很重視，還問我需不需要資金支持。
　　開始是我給王蒙老師發郵件希望得到支持，沒想到他很快回覆，就這樣成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叫我好兄弟，我叫他爺爺，都是彼此覺得最親切的叫法，他對這本書的支持可以說是最大的。
　　與編輯和發行的同事們一起溝通了很多次，也有過不少摩擦，主要也是因為不瞭解。但他們自始至終都是積極配合，希望能夠多瞭解，光文字就修改了四五遍。我給他們講述新疆人的故事，給大家“脫敏”。
　　拍攝期間累到每天說夢話，也因為吸收了太多的情緒而崩潰過，但我也收穫了更多的支持。因為大家都在說，真的需要這樣一本書的出現，希望瞭解新疆和新疆人，這是我作為一個青年應該承擔的責任。
　　《我從新疆來》雖然講的是新疆人的經歷，但說的是中國人的故事，不管在哪兒長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白岩松老師推薦這本書時說，這些圖片與文字里，沒有別人只有我們自己。這些故事會改變什麼，我不清楚。但這些故事出現在我們面前，本身就是改變。
　　拍攝和採訪期間我停掉了所有紀錄片外拍的工作，沒有了收入，全靠存款和家人支持，幾度資金非常緊張，但我沒有放棄，我對自己也不斷反省，以希望更加努力去完成這件事。這不是要樹立少數的個別的偶像。除了希望大家能通過這些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的故事重新認識新疆人。
　　我也希望大家能拋開地域和民族，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瞭解真實的故事，瞭解真實的新疆，瞭解真實的自己，更希望他們奮鬥拼搏的精神所散髮出的榜樣的力量，能夠鼓舞所有年輕人，特別是新疆的年輕一代，鼓勵年輕人能夠不抱怨、不懈怠、不極端，激勵年輕人勇於拼搏，敢於吃苦。越努力才會越幸運，越勇敢才能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