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新疆來
  “現在很多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開蓋頭來認識我,而是給我蓋上蓋頭,貼上標簽,寫上‘新疆人’三個字,而標簽背後,我是誰、做什麼似乎不重要了”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高海博|北京報道
  古麗巴努依然記得幼兒園中班時自己被當作“例子”的場景。
  她站在講臺上,獨自面對著臺下的同學,然後聽到老師說:“這就是維吾爾族小姑娘。”
  對於她的小伙伴們來說,這是一堂直觀認識少數民族的課程。而古麗巴努知道了自己民族身份的不同。
  “我就是在差異中長大的,要在差異中找到位置。”如今,一口京腔的古麗巴努略帶輕鬆地對《瞭望東方周刊》說起自己的童年。
  烏魯木齊至北京的T178次特快列車全程41個小時。假如放在百度地圖上測量,兩個城市之間的公路距離是3179公里。
  對於絕大多數走過這段長途的新疆人來說,跨越這段距離並不像乘坐火車那般輕鬆。
  古麗巴努是《我從新疆來》這本書的編輯。100個不同民族的人從新疆出發,抵達內地,然後短暫地匯聚在這本圖文書籍里,再繼續出發、生活,過著和每一個中國人一樣卻又有所差異的生活。
  這本書的作者、攝影師庫爾班江·賽買提也經歷了出疆學習、維漢矛盾甚至跨民族愛戀,“原來在他們眼裡,我們是這樣,但我們不是的。”
  庫爾班江拿起相機,開始用鏡頭記錄新疆人的故事。
  這本受到全國政協和自治區領導關註、支持的故事集和影像集,希望告訴新疆之外的人們,新疆人“與北京人、山東人沒有什麼兩樣”。
  在對《瞭望東方周刊》講述的時候,“我從新疆來”的人們都想說明,能歌善舞、羊肉串、葡萄乾……不應該是他們的標簽。
  “我想讓更多人看到真實的新疆人是什麼樣,真實的新疆人在做什麼。”庫爾班江說。
  出新疆記
  1983年,古麗巴努的父母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個國家單位。
  聚焦生活於內地的新疆人,古麗巴努在編輯《我從新疆來》時找到了許多兒時記憶,包括小學時經常在艾尼瓦爾的餐廳吃飯。
  “我來北京的時間比在新疆都長。”艾尼瓦爾·買買提也是在1983年從新疆到北京的,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到北京那年自己只有21歲。
  那幾乎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抵達北京的新疆生意人。
  “咱們國家剛改革開放沒多久,我就在烏魯木齊南門市場開了家餐廳。那時從北京來的一個考察隊覺得烏魯木齊的巴扎非常有氣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這樣的風情,他們和烏魯木齊的有關部門溝通,選了包括我在內的十幾個生意人到北京馬甸的農貿市場做新疆生意。”同在那時來京的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回憶。
  艾尼瓦爾當時在烏魯木齊火車站附近開餐廳。烏市工商局的朋友問他想不想去北京,可以安排住處和開餐廳的地方,“我來就是為了做生意,能過上好日子。”
  在此之前,艾尼瓦爾和朋友曾去過河南鄭州,帶著烤肉用的架子和工具。那時內地人還不太知道什麼是烤羊肉串,圍觀的多,買的少。他請大家試吃,效果雖然不錯,但肯花3角錢買一串的人還是不多。沒過多久,他就回到了新疆。
  這一次艾尼瓦爾決定要到北京“試一試”。
  三天三夜,火車票價61元。艾尼瓦爾對於數字的記憶清晰又敏銳,這些數字演變成艾尼瓦爾命運的關鍵印記與註腳。
  “老婆是坐票,我站了一路,在北京的第一頓飯是火車上遇到的新疆老鄉請我們吃的。”結果,艾尼瓦爾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騙子。
  “那時北京已經有地鐵了,帶路的人帶我們坐地鐵,車票一角錢一張。到了地方,房東還沒出來,那個帶路的人趁我不註意,直接從我兜里拿了30元扭頭就跑了。”房東要去追帶路人,被艾尼瓦爾制止,“算了,我們人到了就行了。”
  他們抵達北京時,大約都在夏天。艾力克先賣了一段新疆瓜果。冬天水果來源中斷,他就賣起了烤肉,“沒想到這非常受北京人的歡迎”。
  新疆羊肉串——其實按照新疆當地的習慣叫做“烤肉”,就這樣開始在內地風靡。
  到1986年,有兩位演員——朱時茂和陳佩斯在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的小品中,向全國觀眾演繹了“舌頭打捲”的“大鬍子”形象。
  用庫爾班江的話說,“從陳佩斯老師賣烤肉開始,‘賣烤肉的’成了貼在新疆人身上時間最長的標簽。”
  就連古麗巴努的父親走在路上,有時也被人說成是“賣羊肉串的”。他脾氣又急,就會發生些爭執。
  用兜里剩下的38元錢開始做生意,艾尼瓦爾曾經羞於談及自己的生計。有一次,他去賽福鼎·艾則孜家做客,老人問起職業,他有些忸怩地回答了。
  這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自治區原主席、解放軍中將告訴他,“任何職業都值得尊重”。
  地下室走來的博士
  艾尼瓦爾是因為“新疆村”形成後認識賽福鼎·艾則孜的。
  所謂“新疆村”,就是位於老北京城西北部的北沙溝。它位於新疆辦事處和中央民族大學之間。1983年出現了第一家維吾爾族餛飩館,至1987年達到15家新疆餐館,1992年被命名為“新疆村”時,已有餐館30家以上。
  與“新疆村”並稱的是附近魏公村的“新疆街”。這條緊鄰中央民族大學北牆的街道,1983年出現第一家維吾爾族餐館,90年代中期發展到十幾家。
  根據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聖敏的調查,兩個新疆風味餐廳聚集地的老闆大多來自烏魯木齊、喀什和伊寧。他們在新疆時經濟一般比較困難,大多做過兩種以上職業。
  先是打工、販賣水果、賣烤肉……一般在5年左右,完成積累,或者借貸開起餐館。德高望重的一位會成為“村長”,協調競爭以及與街道、政府的關係。
  不過,等到2011年艾合買提江·阿布都熱合曼打算開一家新疆餐廳並因此認識庫爾班江時,他已將地點選擇在了北京的五道口。此前在1999年,因道路改造,北沙溝的新疆餐館大多拆遷消失。
  艾尼瓦爾於2004年買下了東四六條的四合院,根據老家庫車房子的模樣改建成了餐廳:從外面看像是一座小型清真寺,綠色的裝修帶著濃郁的新疆風情。
  這是一家“在北京的新疆人幾乎沒人不知道”的餐廳。艾尼瓦爾也在這裡認識了庫爾班江,說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人,願意結交朋友”。
  艾力克本來的打算是“攢夠了錢,回烏魯木齊開個餐廳,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但1996年,他的第三個孩子出生,“那之後我們家的命運就變了。兒子得了腦癱,每天1000多塊錢的治療費用,堅持了4年。”
  雖然醫生認為無法治好,但他覺得總有一天會有辦法。於是一家人在北京一直賣烤肉,“每次攢的錢先給兒子治病。我現在在蘇州橋附近賣烤肉,生意還行,就是有時候還得躲城管。”
  艾合買提江的故事是這樣的:他在1999年考入在山東東營的中國石油大學,用了10年時間終於博士畢業,到北京找工作。
  “掰掰指頭算一下,離開家鄉都15年了。離開阿克蘇到大學的第一天就好像昨天的事兒。”對於這個關鍵的日子,他的回憶是,“按理說那天應該很興奮,但我從輔導員的表格上看到自己的入學成績居然是倒數第三,心理落差非常大。軍訓之後的分班考試又是一次打擊,突然覺得在老家數一數二的成績就是個笑話。”
  艾合買提江從德國留學歸來後拿到了博士學位。曾有一家應聘單位,筆試面試都非常順利,臨簽合同時,單位領導找他談話,說沒有清真餐廳,也沒有聘用維吾爾族員工的先例,怕給工作帶來不便。
  艾合買提江沒再堅持。後來他在五道口的這家餐廳里,也聽到了多個類似的故事。
  艾合買提江把這些波折看做生活對自己的試探,“只要堅持住,過去了就會看到更多前景。”他現在已是中國石化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海外ADDAX研究所副主任,“幾乎每天都在努力。”
  他還記得第二次搬家——正是2009年博士畢業後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從牡丹園的地下室搬到北京語言大學的教師樓上,門牌號是一個吉利的數字“808”。
  標簽背後
  至於在地下室的日子,那時“我愛人還在老家的學校當老師,我剛上班那會兒她來北京過暑假,我們就一起琢磨節約開支。下班之後先遛彎兒,等賣菜的快收攤時再去買菜,便宜嘛!”艾合買提江回憶說。
  從教師樓那間房子的窗戶向外看,就是五道口地鐵站。艾合買提江終於有了“落定”的感覺。他用抹布一點點地把地板擦乾凈,將生活用品採辦齊全,然後給在新疆的老婆打電話:“來北京吧,這裡都收拾好了。”
  艾合買提江的朋友圈最近分享了一段視頻,內容是新東方的維吾爾族教師努爾艾力·阿不利孜在《超級演說家》上的形象。
  艾力說:“現在有些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開蓋頭來認識我,而是給我蓋上蓋頭,貼上標簽,寫上‘新疆人’三個字,而標簽背後,我是誰、做什麼似乎不重要了。”
  艾合買提江瞭解在北京的新疆籍學生吃不上家鄉菜的苦惱。於是,他借錢、從新疆請來廚師,開了一家名叫“大漠駝鈴”的餐廳,“不賠不賺,唯一頭疼的就是廚師總是留不住。都是從新疆帶過來的年輕廚師,但他們對待工作並不認真,有時候剛發了一個月工資可能沒兩天就花光,有時候不打招呼就跑了。”
  艾合買提江說,自己也挺為他們著急,經常開導他們,“但攔不住,大部分還是和他們的家庭環境有關。”
  籌備開餐廳的時候,艾合買提江在網上找新疆的風景照片,看中的一張正是庫爾班江拍攝的。
  如今這照片還掛在艾合買提江的餐廳里,“他也沒要錢,說本來就是給人看的,要什麼錢。”艾合買提江說。
  他評價庫爾班江所做的事情非常“正能量”,“新疆優秀的人很多,並不是不瞭解的人所想象的那樣。”
  在到內地之前,庫爾班江覺得,“在新疆那二十多年,沒人能讓我看到我自己,有點兒像井底之蛙。但從新疆出來後,我接觸到的是更廣闊的社會和世界,也被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撞了一遍,邊撞邊學,邊學邊成長,每一天都有思維上的碰撞。”
  他說,如果沒有那些酸甜苦辣,沒有那些“無私幫助我愛我的人們,我今天站不到這個位置,乾不出所有成績,做不了今天這個庫爾班江·賽買提”。
  在新疆的某一段時光,庫爾班江沉迷於賭博,3個月輸掉了將近50萬元。身邊的漢族朋友力勸,但庫爾班江仍然難以自持。
  好在這時,庫爾班江的乾爹乾媽來到新疆拍紀錄片,需要助理,曾學過攝影的庫爾班江與父親商量之後決定去跟著拍紀錄片。
  那是一個叫《森林之歌》的紀錄片。那時他的脾氣“還沒收斂,看見不順眼的還是愛嘲諷,而且慣性地耍脾氣,拍攝的時候根本就是搗亂,也就是乾爹乾娘讓著我”。
  被同事批評後,2005年10月28日,他爬到拍攝根據地的賓館樓頂,想跳樓自殺,“我還買了包煙,那是第一次抽煙,冒了幾口,然後往下看,腦補了一些畫面:從十層掉下去臉朝上還是朝下?地上的釘子會不會扎進我臉上然後死得不好看?如果摔成終身殘廢然後臉還花了……想著想著就怕了,就想一定要好好活著,活出精彩,出人頭地,改掉自己的問題。”
  後來,他決定去讀書,在中國傳媒大學進修,開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年輕人的改變
  一位叫畢根輝的遠程教育學院院長,幫庫爾班江安排了沒有學位的旁聽生資格,還安排他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現在想想,那是一個老師的決定可以影響學生一輩子的時代,他的決定是對我的信任,也讓我對這個學校有了信任。在一個開放的學府,學籍沒有成為我的障礙。”
  除了室友“好哥們兒”,庫爾班江記得那裡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老師,“他們的課我都追著聽好幾遍,有的老師都‘煩’我了,因為他們要說的每一句話和案例還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門兒清。其實是因為我漢語基礎不好,必須一遍一遍聽才能懂。我現在還留著當時的筆記,一共七八本,漢字、拼音、維吾爾語三合一。”
  如今回憶起數年前的決定,他說:“我剛來北京的時候還很極端,容不得任何人說維吾爾族、說新疆的不好,也因此對自己的言行舉止都極度嚴苛。”
  可,“北京是個競爭多大的城市呢,能幹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紀錄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別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擊過,比如架上機器完全不知道該拍什麼,當時導演就說‘你不適合拍紀錄片’。”。
  是他的師父、“央視紀錄片最牛的攝像”王路一句“特別霸道的話”救了他。
  他說:“我說你是個好攝像,你就是個好攝像!”
  雖然至今庫爾班江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個好攝像,“但現在可以讓導演滿意了”。
  庫爾班江所做的這個事情——講述100個“我從新疆來”的故事,雖然是2014年3月昆明事件引發的,但是對於他所描述的這100個人、包括他自己來說,“7·5”事件也是一個避不開的時間點。
  肖合來提·艾尼還記得“7·5”前網絡上的詭異氣氛:總會出現一些類似“是維吾爾族人就轉”的口號性文字,“氣氛很不對”。
  他那時還在烏魯木齊讀大學,正著迷魔術,剛剛學會了幾個撲克牌的手法。夜晚臨近,年輕魔術師見證的並非“奇跡”,而是一場暴亂。
  肖合來提·艾尼的家附近就發生了許多暴力事件,他紅著眼眶回憶:“那天太慘了。”
  “你有什麼資格去傷害別人的生命!”5年後,在北京的一間咖啡廳里,他說起“7·5”仍然不斷嘆氣,說完這段話,低下頭咬著自己的指甲。
  庫爾班江當時正在蘭州拍攝。看到新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淚卻不知不覺流了下來。
  現在對於這件事, 艾尼瓦爾不願多提。他指著在不遠處正忙著的服務員說,“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們平安。”所有的服務員都是艾尼瓦爾從老家帶過來的,他叫他們“孩子”。
  至於艾合買提江,他連續用了兩次“影響非常大”——從那時起,很多事變得麻煩。
  “都說我們新疆人厲害,其實不是的。北京生活並不是想的這麼簡單,沒必要起衝突。”艾合買提江看著他身邊的小女兒,喂她吃饢炒烤肉,輕輕地吻了她一下。
  女兒的名字叫穆菲達,維吾爾語的意思是“對社會有益的人”。
  穆菲達先是在新疆獃了一段時間,學維吾爾語。“漢語還是要慢慢來。”他正在考慮給孩子改名字,“讓她姓穆,叫菲達。”
  研究生期間出國需要辦理護照,但是護照的名字一欄只能填7個字。艾合買提江不得不把他的姓——阿布都熱合曼——拿掉,為此還被父親和同鄉責怪。他不想再讓孩子重覆自己的經歷。
  改名字的事情他現在還拿不定主意。
  由於本身是民考漢的學生,他對新疆的雙語教學政策非常贊同,但具體效果還沒有想象的好:店里新來的服務員,高中畢業,自己的漢語名字都不會說,更別說基本的漢語交流。
  “誤會實在太大了”
  10年前,肖合來提來過一次北京。那時他還是初中生,隨母親參加同學聚會,一併旅游。
  10年後,他來北京,更像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戀愛失敗,魔術事業在新疆也遇到瓶頸。“這次來北京完全是來工作奮鬥。”
  肖合來提·艾尼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他和哥哥兩人都是“民考漢”,“在家對話基本用維吾爾語,說快了漢語也出來了。”他的漢語並沒有多少“新疆味”,幾個月的北京生活甚至讓他帶了點京腔。
  “我今年3月底到的北京。”那段時間他沒有工作。
  3月3日,庫爾班江開始聯繫在北京的新疆人,“原本是想拍紀錄片的,但是還沒有那麼多錢,我想不能再等了,先做再說。”
  很快,各大門戶網站出現了他拍攝的圖片故事《我從新疆來》。他說,之所以著急推出,是網絡上對新疆人的“誤會實在是太大了。”
  然後,很多朋友會向他推薦在內地的新疆人。有一個被介紹者就是肖合來提。他叫庫爾班江“大哥哥”,庫爾班江則對肖合來提的職業很感興趣。
  庫爾班江覺得,在這一連串事件中,“7·5”是產生誤解的導火索。“曾經有過的信任、對新疆的喜歡,忽然之間好像就沒有了。”
  艾合買提江則說,偶爾他還會感到內心不平衡、發些牢騷。“只要自己專業扎實,有持續學習、不輕言放棄的精神,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所有外來人口都會遇到的問題
  暑假,艾合買提江的妻子在北京獃了一段時間,一家人團聚。但他覺得,“把家庭從新疆帶到內地的情況還是非常少見的,一般人不會有這樣的勇氣。”
  “所有外來人口會遇到的問題,我們都會遇到。”他的結論是——在內地居住、就業的新疆籍少數民族,大部分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並且有一定責任心,對社會和個人有責任感。
  可是對於這些在內地的新疆人來說,在家鄉也有壓力。
  肖合來提的事業——魔術,就在新疆有爭議。有人說這是巫師的事情。
  肖合來提解釋,《古蘭經》里反對魔術,是巫師、捉鬼人的魔術,“我們的魔術是個技巧性的東西,是能給觀眾愉悅的。”
  庫爾班江也感受過傳統帶來的壓力。
  他曾帶漢族女友回和田老家,父母並沒有反對。而母親在向同鄉介紹他女朋友時,被咒罵。
  在《我從新疆來》這本書里,有很多畢業生不願回到新疆,“還是太單調了,工作機會少,再就是鐵飯碗。”
  有位主人公感慨:“在內地特別幸福,如果我選擇留在新疆,不知道還會不會這麼幸福。”
  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如今已經61歲。4個孩子,老大老二在新疆,老三老四在北京,“我希望孩子們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老四在北京上學,“家裡我們都和他說維吾爾語,但他現在開始有點排斥,只說漢語。”
  2013年他帶著孩子回新疆,老四問:“爸爸我們什麼時候回老家?”
  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說,新疆就是你的老家,沒想到孩子說:“北京才是我的老家,我想回家。”
  在北京過了30年,艾力克·阿不都熱依木很感謝幫助過他的人。“我住的地方的居委會知道我的情況,一直在幫我負擔房租,十幾年了,還是好人多。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兒子早日康復,除此之外,也希望我的孩子們能記住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傳統。”
  (感謝《我從新疆來》對本文的幫助)
  新疆人在積極改變自己的標簽
  ——專訪《我從新疆來》作者庫爾班江·賽買提
  《我從新疆來》雖然講的是新疆人的經歷,但說的是中國人的故事,
  不管在哪兒長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高海博/北京報道
  從2014年3月開始,庫爾班江·賽買提帶著相機和錄音筆,行走於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深圳等近20個城市和地區,聯絡溝通採訪了近500人,收集了100多組人物故事,包括20萬字錄音資料、15萬字主人公撰寫的文字,最終匯聚成了這本《我從新疆來》。
  其中很多人是在看到網絡上熱傳的30組《我從新疆來》圖片故事後,主動和他聯繫的,希望能講述自己的故事。
  庫爾班江說:“這些故事在主人公娓娓道來中散髮的力量讓我全身心都為之震撼,幾乎每個人都有和我相通的經歷和心得。我在記錄他們,同時也是在記錄我自己。他們的大愛不僅讓我對這個專題更加有信心,更促使我不斷前行,去挖掘這個專題中更加深厚的正能量。”
  他希望,《我從新疆來》可以給人們一個答案,給大家一個對新疆人認識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如何對待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溝通。”
  內地代表更多機會
  《瞭望東方周刊》:在你看來,從新疆走出的人群有哪些共性?
  庫爾班江:《我從新疆來》中的人物加上我總共101位,包括世界500強老總、國家火箭研究院的工程師、阿裡巴巴高管、移民上海的維吾爾族第五代、到內地的新疆打工者。
  這些人物以口述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我負責記錄整理。選擇人物沒有標準。如果非要選一個標準,就是真實。我總共採訪了500多人,最後挑選這100位就是能夠感覺到他們的真實。
  這100人從新疆出來有100個理由,經商、求學、工作的都有。他們就像是從中國其他地方到北京、上海、廣州的人一樣。
  《瞭望東方周刊》:對於新疆人來說,到內地到底代表了什麼?
  庫爾班江:更多的是挑戰,同時也代表了更多的學習機會、發展機會和平臺。
  《瞭望東方周刊》: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語言?
  庫爾班江:語言是一個問題。以我來講,從博州師範的漢語專業畢業之後,漢語還說不利落,很多話都需要用維吾爾語先在心裡想一遍再說,但當時在和田已經算是說得好的。大多數從新疆出來的人,漢語都有一定基礎,不是完全不會說,就是說得好不好的問題。
  新疆,位於中國的最西部,一個占中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的神奇土地,擁有2000萬14個不同民族的人民,他們以各自的文化傳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融合併孕育出了一種獨特的新疆精神和民族文化。
  這是中國少有的仍然保持著原始的地理和人文風貌的土地,但對於大多數內地人來說,新疆仍然是一個神秘而陌生的話題,媒體上充斥的大多是新疆的沙漠和貧困、瓜果和歌舞。人們對新疆知之甚少,特別是近年來少數極端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新聞報道的措辭不當使得負面新聞錯誤地被冠以新疆的名號,使得普通大眾多少有點談疆色變。
  新疆人來到內地,便被動地開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在這裡,從外貌到語言,從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有時候感到一些困擾。而這更多是由於內地對新疆認知的缺乏。
  即使在“7·5”事件之前,內地人對新疆人的總體印象是以開餐廳、賣烤肉等做小生意為主。做我們這樣工作的,更多會被問的是,哪家新疆餐廳正宗好吃。
  再說到挑戰,首先是生活習慣。新疆來的穆斯林朋友這種情況遇到比較多,因為大家對“清真”都不太瞭解,還有清真餐廳相對要少,對伊斯蘭的瞭解是空白的;第二,有些被異化,一旦有新聞冠上新疆恐怖什麼的,在內地的新疆人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語言,這個壓力相對較小,可以學。但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很難被理解。比如說新疆的少數民族姓名中間有個點,在新疆這樣的情況很多,所以大家都會操作,但在內地很少遇見,有時辦理業務時會遇到麻煩。
  都是普通的中國公民
  《瞭望東方周刊》:能總結一下新疆人是什麼樣的嗎?
  庫爾班江:新疆人與北京人、山東人沒有什麼兩樣,拿掉地域與民族,都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
  從新疆到內地,大家的目的都是類似的,無論學習或者賺錢,都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也為了有一天能落葉歸根,告老還鄉,和他人無異。
  中國的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背景特征,新疆人和所有人一樣都在努力適應。我想,很多障礙和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會越來越簡單、容易。
  在內地,年紀大的新疆人,對國家的認同非常強,並且非常認可。他們說,任何苦也好、難也罷,過去了,生活還要繼續。他們的自豪感很強,都覺得自己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和穩定作了貢獻,覺得自己內地的生活“很值”。
  這本書里有幾位是已經回到新疆的朋友,也有打算回去的。其實大多數人絕對可以在內地長久生活下去,回去的原因也基本和大家沒有區別,有的想落葉歸根,有的是想回去和家人一起生活,沒有特殊的原因。
  要想把家庭從新疆帶到內地,確實有些困難,有調工作困難的,有找工作困難的。這100個人里有把家屬帶過來的,也有在內地工作生活期間遇到另一半成家的。另一半有從新疆來的,也有當地人。
  人是社會的產物,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受到制約,但更多的是在促進發展。發展中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少數人極端反擊,多數人包容應對。有這樣一批人,在新疆這個符號被異化的社會發展環境中,他們沒有選擇逃避或極端,而是通過個人的努力和奮鬥,繼續熱愛生活,堅守著自己的專業和崗位,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有的更成為了佼佼者。
  但無論離開新疆多少年,新疆都是他們無法割捨的元素,新疆在他們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給了他們鮮明的性格,給了他們獨特的經歷,更給了他們非同尋常的選擇。每一個新疆人都是新疆這幅畫面上的一抹顏色,即使離開新疆,他們都對家鄉有著割不斷抹不掉的牽掛。
  沒有別人只有我們自己
  《瞭望東方周刊》:《我從新疆來》出來之後,達到你所希望的影響了嗎?
  庫爾班江:很多人都說,“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壞人”。
  從《我從新疆來》的出版也可以看到在慢慢變好,高層領導也很重視,還問我需不需要資金支持。
  開始是我給王蒙老師發郵件希望得到支持,沒想到他很快回覆,就這樣成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叫我好兄弟,我叫他爺爺,都是彼此覺得最親切的叫法,他對這本書的支持可以說是最大的。
  與編輯和發行的同事們一起溝通了很多次,也有過不少摩擦,主要也是因為不瞭解。但他們自始至終都是積極配合,希望能夠多瞭解,光文字就修改了四五遍。我給他們講述新疆人的故事,給大家“脫敏”。
  拍攝期間累到每天說夢話,也因為吸收了太多的情緒而崩潰過,但我也收穫了更多的支持。因為大家都在說,真的需要這樣一本書的出現,希望瞭解新疆和新疆人,這是我作為一個青年應該承擔的責任。
  《我從新疆來》雖然講的是新疆人的經歷,但說的是中國人的故事,不管在哪兒長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白岩松老師推薦這本書時說,這些圖片與文字里,沒有別人只有我們自己。這些故事會改變什麼,我不清楚。但這些故事出現在我們面前,本身就是改變。
  拍攝和採訪期間我停掉了所有紀錄片外拍的工作,沒有了收入,全靠存款和家人支持,幾度資金非常緊張,但我沒有放棄,我對自己也不斷反省,以希望更加努力去完成這件事。這不是要樹立少數的個別的偶像。除了希望大家能通過這些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的故事重新認識新疆人。
  我也希望大家能拋開地域和民族,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瞭解真實的故事,瞭解真實的新疆,瞭解真實的自己,更希望他們奮鬥拼搏的精神所散髮出的榜樣的力量,能夠鼓舞所有年輕人,特別是新疆的年輕一代,鼓勵年輕人能夠不抱怨、不懈怠、不極端,激勵年輕人勇於拼搏,敢於吃苦。越努力才會越幸運,越勇敢才能有改變。
創作者介紹

實木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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