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機會和就業競爭的不平等是影響階層固化兩個最重要的因素
  ▶重點是通過制度設計最大限度消除社會不公,保障公平競爭
  又到高考。對於很多農村寒門子弟來說,高考是改變命運、向上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
  向上流動意味著機會與希望。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認為,公正流暢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模式在我國尚未最終形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我國社會階層封閉化程度逐漸提高,階層流動率呈下降趨勢,其中教育機會和就業競爭的不平等是影響階層固化兩個最重要的因素。
  教育機會城鄉差距擴大,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比例相對下降
  一系列實證研究顯示,高等教育機會城鄉不平等有所上升,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比例相對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顯示,在性別、民族、父親職業和父親文化水平相同的條件下,上世紀90年代城市孩子上大學的比例是農村孩子的3倍,本世紀以來這一差距擴大到4.9倍。實際上,許多農家子弟在考大學之前的幾個升學階段就被逐步淘汰出局,其中初中升高中階段,相當數量的農村孩子放棄了上高中考大學的機會。
  李春玲認為,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教育的精英化、效率化是導致城鄉教育機會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教育改革建立和完善了逐級考試制度和學校重點與非重點等級分類系統,這一制度體系選拔培養了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不平等:比如農村中小學“撤點並校”在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時,使部分偏遠貧困地區的孩子更難通過層層升學考試;高考加分及大城市分數線優勢等政策制度的存在,讓擁有較多資源的優勢群體能為其子女爭取更多的教育機會。
  農村孩子受家庭條件、自身能力等因素限制,在就業競爭中處於劣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大學生就業、生活及價值觀追蹤調查”課題組2013年對12所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狀況的調查顯示,農村家庭出身大學本科畢業生就業困難問題最為突出。
  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就業率為87.7%,而農村家庭出身的只有69.5%。平均初職月薪比較,前者的3443元也明顯高於後者的2835元。公有部門(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是大學畢業生最想進入的工作單位,城市家庭出身畢業生進入這兩類單位的比例分別為47.8%和10.4%,遠高於農村家庭出身畢業生的31.1%和2.5%。
  李春玲分析,農村孩子特別是寒門子弟最缺乏“拼爹”的資本,最沒有“啃老”的條件,由於父母文化水平、生活環境和視野的局限,他們在社交、自我表現等方面的能力不如城市孩子全面。這些因素都導致他們在就業競爭中處於劣勢,而就業難又直接導致“讀書無用論”在部分農村抬頭,一些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資積極性因此降低。
  政府應通過制度設計保障公平競爭、機會均等
  城鄉之間的教育機會和就業競爭不平等使農村孩子向上流動障礙增加,這會進一步固化和擴大現有的城鄉不平等,並使這種不平等代際傳遞,從而加劇社會階層固化。
  為避免這樣的後果,李春玲建議政府及有關部門採取特殊手段,降低農村孩子教育成本和失敗風險,提高教育投資回報率;通過加強就業指導、推行就業扶助等傾斜性政策措施,減少農村子弟就業困難。
  李春玲認為,我國目前的階層固化與一些不公平的制度安排有關,首先是城鄉二元分割制度,導致農村居民就業和受教育的機會少於城裡人;其次是官本位制度導致部分官員權力過大又缺乏適當的監督約束機制;再者是公平競爭的制度建設還不完善,造成就業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拼能力而是拼背景靠關係。
  在李春玲看來,社會不公包括結果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假如結果不平等是由於公平競爭導致的,那大家都能接受。“對政府來說,重點是通過制度設計最大限度消除社會不公,保障公平競爭、機會均等。”李春玲建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城鄉居民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和社會環境;加大社會保障、救助制度建設,對弱勢群體進行適當幫扶;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縮小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同時為社會成員提供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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